作者: 安徽任勇
2006年以独特的民歌调式、民俗文化表演形式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铜陵牛歌》就是铜陵民歌众多优秀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它的每个段落乃至每个乐句每个音符中所流淌出来的或舒缓悠扬、或活泼跳跃的乐音，都是铜陵这方土地的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民歌文化的丰厚土壤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间艺术地方色彩的形成与文化要素密切相关。
铜陵世称八宝之地，是久负盛名的古铜都，人杰地灵。铜陵人民不仅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铜陵民歌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通过世代口耳相传留下来的宝贵音乐文化遗产。
铜陵民歌的源起年代目前虽无史料可考,但从中国民歌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窥测其生成和发展的轨迹。中国的民歌在远古的原始社会,常与乐舞结合在一起,如传说中葛天氏之乐的八首歌。现存《诗经》中的国风,是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到春秋(前770～476年)中叶15个地区的民歌歌词。这以后的《楚辞》,汉 乐府,唐曲子,直至明清小曲,或者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民歌,或本身就是民歌"(《中国音乐词典》268页)。铜陵所处的皖南地区虽然不是《诗经》当时采风的确定范围，但散见于楚国《九歌》中的歌词,已有现行区划的湖北,江苏和浙江的民歌,今安徽分属吴楚两国,是上游的楚尾,又是下游的吴头，因此很难说这里面绝对没有铜陵民歌的影子。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铜陵民歌真实地反映了铜陵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精神面貌。通过调查发现，铜陵的民歌的不仅存量相当丰富，而且有着自身特色。铜陵民歌有劳动号子、山歌、小调、歌舞曲等，以小调居多，约占60%，其次为劳动号子，约点20%，山歌和歌舞曲类分别占10%和8%。
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挖掘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的活动在全国开展。1954年，铜陵的音乐工作者也深入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风活动。当时在铜陵县文化馆工作的方明光、张学琨、田清华等人积极对铜陵的民歌进行发掘，并发掘出个性特色比较明显的《铜陵牛歌》等民间歌曲。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搜集挖掘的铜陵民歌200多首，并有《铜陵牛歌》等13首铜陵民歌被收编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里。
风格独特的五声角调
铜陵民歌在曲调上有曲式结构的复杂性、调性对比的鲜明性、调式色彩的独特性等特点。《铜陵牛歌》、《看灯》、《放绵羊》、《我俩个有心怕什么》、《十字歌》等都有着这样明显的特征。
铜陵民歌与众不同之处是其对比段的五声角调式，它巧妙地强化了上主音SO的作用，克服了缺少属音的弱点，令人耳目一新。据了解，在我国音乐创作中几乎没有采用角调式的，民歌中也十分罕见。铜陵民歌中，五声调占70%，羽调占16%，尚未发现商调式。音域多在八度以内，旋律多级的小跳，五度以上大跳极少。在曲式上多为单段体，特别常见的是上下句式结构的单段体。在小调类中，有一定数量的杂句式，其旋法不落俗套，变化纵横，曲趣叠生。
铜陵民歌五声角调的独有特色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于铜陵农村土语和区域语言的构成有关。古时的铜陵虽处大江之侧，但交通并不太发达，对外交流也相对闭塞。铜陵当地人“自农亩外，无商易于四方者”、“多务耕作，逐末者少”（乾隆《铜陵县志》）。由于历史上兵乱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迁徙，以及行政区划变更。铜陵地区既出现了在现代汉语方言分类上统属北方方言的无为话和枞阳话，也出现了属现代汉语八大方言分类的湘方言系的湖北话。这些地语言的杂揉，使铜陵原有土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致使铜陵的区域语言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也为铜陵民歌的唱法提供了独特的语汇基础。铜陵民歌中典型曲目的强烈地方特征及其顽固性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有着三千多年青铜文化历史的铜陵地区，民间歌曲富有古朴厚重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也当属自然不过的事了。
铜陵民歌的修辞手段基本上是大白话，“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经过整理的歌词采纳了多种版本的精华并充溢着整理者的创作智慧，体现了铜陵民间歌曲艺术朴素、自然的总体风格，这也给铜陵民歌演唱带来了独特的风格特征。
一枝独秀的《铜陵牛歌》
铜陵民歌代表作之一的《铜陵牛歌》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一直在民间传唱，以操铜陵当地土语的流潭、钟仓、朱村、顺安一带圩区为主唱区。铜陵顺安“三月三庙会”有个“牛市”，此间，周邻的十里八村买牛卖牛的人们江聚于此赶牛集，。离集市不远的地方有个“羊湖放牛滩”，这一带草滩大、多水潭，是水牛散放的天然牧场。牧童们吹起竹笛，横坐牛背进行对歌，一幅秀美的江南风景画融入曲中，现于歌外。经过数百年的口耳相传，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创制出了歌词质朴天真、旋律幽默逗趣，韵味独特的《铜陵牛歌》。
谈及铜陵民歌特别是《铜陵牛歌》，牛歌第一代传唱人江世林老人十分激动，他告诉记者，《铜陵牛歌》虽然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但真正发掘出来还是解放以后的事，是由当时在铜陵县文化馆工作的方明光先生发掘的，后来因为要参加安徽省第一届民间文艺汇演，张学琨和姚介平对曲谱进行了整理，以八段对唱的形式使《铜陵牛歌》基本固定。《铜陵牛歌》是自己十分熟悉的民歌，小时候放牛时，天天都要吟唱，可以说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歌曲。让我去唱牛歌，我当然是非常乐意的，还为此兴奋了好几天呢。为了参加1956年的那次汇演，我整整排练了一个月的时间，可是为做到形神具备，在排练中又加入了许多手势与动作，虽然弄得我的疲惫万分，但是心里却是十分的快乐。那次演出效果很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呢。江世林老人回想起当年第一次传唱《铜陵牛歌》的情景时脸上充满了喜悦的笑容。
我们从以下的一些资料中不难看出一枝独秀的《铜陵牛歌》从民间走向舞台，并获得成功的历程。
1956年，铜陵县顺安区以“顺安放牛歌”的名称，将“牛歌”正式上报县有关部门，由县里统一排练，参加专区会演。由田清华带队，参加演出的是牛歌流行地的两位少年江世林（时14岁）和吴慕珍（女，时17岁）。安庆（当时铜陵隶属安庆地区）演出一炮打响，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也是铜陵《牛歌》第一次由民间走向县里和专区的大舞台。
1957年元月，“安徽省首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会”在省城合肥举行。参加汇演前，张学琨、田清华等人对曲谱和歌词进行了整理，成为三段体，且对比段是以八段对唱的形式，使《铜陵牛歌》基本固定，同时组织排练赴省演出。《铜陵牛歌》获得巨大成功。经大会评奖委员会评定，《铜陵牛歌》获“节目发掘奖”、“优秀整理奖”和“优秀演出奖”。
中央视导组组长、著名作曲家时乐蒙在观摩汇演后的发言中，以较大的篇幅对《铜陵牛歌》的曲式、调性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其中对比段的旋法大加赞美，称之为“汉民族人民的天才创造”。
1958年9月，在“全省音乐周”（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演出中，《铜陵牛歌》的演出受到的欢迎，多次谢幕。1959年《铜陵牛歌》被编入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安徽民间音乐》第二集。1962年上海戏曲学校吴歌老师将其冠以“安徽民间童歌”选编进该校的《民族音乐简谱视唱教材》，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铜陵牛歌》便成为省、市、县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安徽省首届“民族民间唱法汇演”，当时的省歌舞团还献演了《铜陵牛歌》。1978年，“上海之春”音乐活动中，《铜陵牛歌》的录音带也进行了展播。1985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设“牛歌”词条以《铜陵牛歌》为例，并摘举了歌谱。1992年，铜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铜陵牛歌》收录编入新编《铜陵县地方志》。2006年《铜陵牛歌》被列入首批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5月又成为安徽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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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陵市的一些音乐工作者撰写了不少关于民歌艺术探析性的文章，耿宏志撰写的《真诗在人间》――《铜陵牛歌》的美学意蘊，对‘铜陵牛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方明光、姚介平、江世林等人也分别根据自己的亲自经历撰写了《‘铜陵牛歌’的回忆》、《我与‘铜陵牛歌’同步成长》等等，这些都为进行一步挖掘和宣传铜陵民歌文化进到了良好的作用。
铜陵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小组组长陈建平在谈及铜陵的民歌普查、整理和保护时说，我们通过调查发现，铜陵的民歌存量十分丰富，且富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优秀民歌作品也出现了只有名称没有相关的内容，这让我们感到整理、保护民歌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认为，铜陵民歌文化特别是《铜陵牛歌》能得到发掘和传唱，这与一直热心搜集整理铜陵民间歌曲的张学琨、方明光、姚介平、田清华、江世林、耿宏志等许多文化工作者的辛苦劳动分不开。随着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发掘和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具有铜陵特色的原生态的文化遗产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成为铜陵人丰富的文化生活内容。他还认为，《铜陵牛歌》是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民间歌曲，是铜陵民歌的代表作之一，它不是哪一个人的创作结果，更不是能以铜陵老洲或其他名称来随意定名的，一定要作为铜陵民间文化的品牌，加以保护和宣传。
一些音乐界人士认为，铜陵民歌是一种结合民间艺术、民俗，未经过商业化、有自己独特文化、保存自己独特风俗的歌曲，是铜陵本土 “原汁原味” 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乡土味十足，未经过任何修饰，它们是铜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有着很大发掘价值。
山歌无本句句真。铜陵民歌丰富多彩，不仅为研究铜陵的历史、文化、民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音乐工作者继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传统，创作出具有铜陵特色的新音乐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范本。
